賈樟柯新片《天註定》演繹現實中國的武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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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安偉 2013年09月16日 The New York Times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感覺中國人並不真的明白暴力問題，因為社會從未廣泛討論過這類問題。——賈樟柯


北京——中國最知名的文藝片導演賈樟柯一度在籌備拍攝他的第一部大預算武俠片，故事的背景設定在中國的王朝時代，可沒想到，互聯網反映的現實擾亂了他的計劃。

確切地說，賈樟柯發現了類似於Twitter的微博世界，近年中國許多人在閱讀微博，以獲得未經粉飾的日常新聞和見解；在官方新聞媒體上，很難找到這樣的內容。來自中國各地的新聞向他撲面而來，其中許多消息涉及腐敗官員或商人的犯罪行為：強姦、強佔土地、工業污染。在許多情況下，無處伸冤的普通中國人被逼採取了血腥的行動。

最近的一個下午，現年43歲、言辭溫和的賈樟柯在北京西北部的辦公室里接受了採訪，「我慢慢開始看到社會上的個體暴力問題。有許多悲劇或社會性的問題，人們最終奮起反抗，導致更大的悲劇。於是，我開始越來越關注這些問題，坦白地說，這是因為我感覺中國人並不真的明白暴力問題，因為社會從未廣泛討論過這類問題。」

賈樟柯決定擱置王朝史詩巨片，轉而製作一部不同類型的動作片，一部更符合他的風格的影片。名為《天註定》(A Touch of Sin)的這部影片今年5月在戛納國際電影節首映，並贏得最佳劇本獎，今年秋天，該片在多個電影節進行展映，包括本月的紐約電影節。該片暫定於今年11月在中國公映。

這部以新聞事件為素材拍攝的電影，講述了四個相互交織的故事，主人公都是普通的中國人，他們往往是遠離家園的農民工，他們在極端的壓力之下達到沸點，最終訴諸暴力行為。來自賈樟柯老家山西省的一名礦工開槍殺死了礦主、村長和其他的地方大員。中國南方一名年輕的工廠工人在一家類似富士康(Foxconn)的工廠感受到生活的絕望；富士康是一家為蘋果(Apple)代工製造產品的台資企業。

雖然聽起來不大可能，但這部影片借鑒了古裝片的一個元素，那就是傳統武打片的形式，或稱武俠。賈樟柯說，「我認為，這四個故事就像過去的武打片一樣，唯一的不同是它們發生在當代中國。所以我想，我可以用傳統武打的風格，拍攝一部我想拍的、表現今日中國的片子。」

故事裡的各個主人公為了掌握自身的命運，採用了各有不同的血腥方式。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畫面之一是，趙濤扮演的按摩院女工從走廊上走過來，白襯衫上沾滿了血跡，手上握着一把刀。幾分鐘以前，一名粗魯的客人企圖強姦她，結果遭遇了厄運。趙濤是賈樟柯的妻子，與他長期合作。

趙濤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現實是，此類暴力的新聞越來越多。我覺得這是最觸動他的地方。現在中國的現實就是這樣。」這是賈樟柯的第六部故事長片，從中可以最為明顯地看出，自拍攝頭三部長片以來，他已經走了很遠。那三部片子都以賈樟柯的家鄉汾陽為舞台，他是在該市一個經濟拮据的家庭長大的，父親是教師，母親當售貨員。他曾告訴《紐約客》(The New Yorker)，小時候最喜歡的電影是1984年的美國電影《霹靂舞》(Breakin)，他還自學了其中的舞步，跟着一個巡迴歌舞團去表演。

1993年進入著名的北京電影學院之後，賈樟柯與中國的「第六代」電影人聯繫到了一起。這些人避開了前輩慣用的恢弘攝影手法和歷史題材，轉而犀利地展現變革陣痛中的當代中國。他的頭幾部長片挖掘了真實而親切的汾陽人：《小武》里的扒手、《站台》里的文工團，以及《任逍遙》里的年輕戀人。

從第四部長片《世界》開始，賈樟柯開始把故事設定在中國的其他地方，以描繪伴隨經濟轉型出現的社會不協調。經廣電總局批准，這部影片於2004年上映。《三峽好人》則設定在長江邊的一座小鎮上，由於三峽大壩的建設需要，這座小鎮即將被淹沒。該片贏得了2006年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

《天註定》是這一主題合乎邏輯的下一步，甚至還有可能是收尾之作。在這部影片里，賈樟柯將四個故事分別設定在中國的不同地方，試圖捕捉他所稱的中國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流動，以及在這種流動的大背景下發生的人生道路的交叉。

賈樟柯說，「最近幾年，由於中國的轉型速度，我開始對歷史產生興趣。我還對中國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產生興趣。所以我覺得《天註定》表現的不僅僅是個體的情感問題，還有整個國家的狀態。」

賈樟柯補充說，「改革帶來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需要儘快解決。最突出的是社會不平等和收入分配這樣的問題。」他認為，此類弊病的根本原因之一個根源是「有權勢的官員佔有太多資源。」

生活在北京的影評人和策展人謝楓(Shelly Kraicer)指出，這部影片標誌着賈樟柯在幾個方面做出新嘗試。最重要的或許是，它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是民粹主義的。謝楓說，「他現在拍攝電影的方式，類似20世紀60年代早期那些記者-歌詞作者，像鮑勃·迪蘭(Bob Dylan)和菲爾·奧克斯(Phil Ochs)這樣的進步激進主義者，他們將當時的頭條新聞寫進歌詞里。」

他補充說，「在我看來，這似乎是對突發事件的回應。有些事情需要敘述，並且需要以儘可能直接、清楚的方式，向儘可能多的、活躍起來的中國觀眾敘述。」

這部電影預算400萬美元（約合2447萬元人民幣），是賈樟柯迄今最大的製作，其中三分之二資金來自國內企業。2012年8月賈樟柯開始前期製作。從2012年10月到2013年3月進入艱難的製作階段，電影在中國4個不同的地方進行拍攝。和往常一樣，賈樟柯自己剪輯該片。為此，他去了粗曠的產煤城市山西大同，在一個酒店客房裡窩了一星期。

向政府的電影審查小組遞交該片後，賈樟柯等了三周左右才得到答覆。他收到兩頁的修改意見和建議，剛好可以趕在戛納電影節前再做一次剪輯。他說，這些要求出乎意料地輕。賈樟柯說，修改要求涉及一些片段中的對話，審查者認為這些對話過於粗鄙。在修改建議中，審查者認為該片可以減少一些暴力。他們問，有必要死這麼多人嗎？

賈樟柯說，他寫信反對這個意見，而對方沒再堅持。「我認為在一部要反映暴力的電影中，如果看不到暴力的破壞性，我就不知道該說什麼了，」賈樟柯說。

為什麼審查者如此大度？賈樟柯說，他懷疑是因為該片用作素材的新聞事件已在微博上引起過反響。這些故事已經以10年、甚至五年前（那時互聯網尚未在中國成為這樣的社會力量）或許不會發生的方式，進入公眾意識。

他說，「這些故事是一種不能收回的記錄。它們是對現實的記錄。」


黃安偉(Edward Wong)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Amy Qin和Mia Li對本文有研究貢獻。
翻譯：張薇、黃錚、張亮亮